目前为止，导致所谓我们公共生活中所酝酿的新的公共政治文化例如人情世故云云的，无非是这样一些东西：伴随着新传统主义、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那些导致经济扩张终止所导致的收缩。

这些既得的小市民阶层和资产阶级很多时候都打算合理化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是打算在精神生活的层面进一步将自己的生活组织为一个整体，由此得到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主要是，市场意识形态却倾向于把这些结构性条件“个体化”。于是，财富不再只是财富，而被解释成某种人格证明；贫困也不再只是资源不足，而容易被理解为能力或道德上的缺陷。

“人情世故”可能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日常形式

你把“人情世故”放进这个框架，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宏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往往会说：“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尽管他们的基础依然是市民社会。但日常生活中的版本通常没这么直白，而是：

“社会本来就是这样。”

“你要懂规则。”

“别那么理想主义。”

“人要现实一点。”

“谁让你不会做人？”

“别人为什么不帮你？”

“你混不好，总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如此云云……大概这副嘴脸。

我们继续：在成熟的市场机制还没形成，社会资本还在积累上升期的时候，新传统主义可能进一步告诉人：“你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你圆滑、克制、懂风口、老油条、会来事、有分寸。”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位置开始与道德身份结合。

“人情世故”在这里就变得很重要。它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技巧，而可能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资格的文化编码：会来事、懂规矩、知进退、有眼力见、不给别人添麻烦；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知道谁值得结交、谁不值得投入资源……

大概是这些一套套的……

如果我们严肃的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规范的政治原则，我们会发现：这种原则本质上是荒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理由再保留市民社会的法权结构，因为抛开主权秩序的竞争——即自然状态——显然更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构想：因为那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不需要主权秩序的。

如果按照优胜劣汰的学说，将这一学说适用于个体，所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都站在霍布斯的反面指指点点，企图恢复一种必须被超越的野蛮想象。因此，所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上都是某种“自然状态主义者”。他们不仅站在了霍布斯和主权论的对立面，也站在了无政府主义的对立面。

经验上来说，大多数的“社会达文主义者”几乎不可以被视作为是一种严谨的政治规范原则，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通常可以被视作为是一种最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同时支持某种最小原则：市民社会的法权和自由权至上。即使是最消极的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消极的法权秩序是保障自由的前提。他们的政治规范原则层面就开始相互冲突，而这种看似矛盾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而已：他们渴望保留的并非是竞争的形式，而是竞争的结果。

然后你们就会看到他们主张这些：法治、国家主义、执法能力、财产权制度、有效契约执行、稳定的货币体系、基础设施扩张、教育体系扩张、信任关系。

简单来说，“凡是现实的一定是理性的，凡是理性的一定是现实的。”而“从现实的角度说，人是一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说，历史是现实的运动的发展，那你的优胜劣汰，又何必是在市民社会中个体化的同质个体？各类力量、秩序的竞争、存亡，这本身取决于存在本身的现实性。这无疑是打开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封闭它：将其困在自由主义者在市民社会场域里面搭建的简陋舞台上，却宣称自己找到了整个世界和永恒的本质。

如果是这样，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何必是市民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依赖的自由主义框架本身就是种偏见，它是以自因（Causa sui ipsius）、自由意志主体、原子化个体出发的，但仔细看来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全部。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代工厂所依赖的物理时间都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若是如此，那优胜劣汰何必只是自由主义个体而不是历史力量的优胜劣汰。

换句话说，为什么它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这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在高速扩张时期，社会虽然不平等，但很多人仍然相信：“只要经济继续增长，我也可能获得更好的位置。”这不全是谎言，阶级分析绑定的是社会位置而不是具体个人。

这种情况下，竞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向未来的过程。即使现在处于较低位置，也可能通过教育、就业、创业或城市化向上流动。

但当增长放缓、岗位收缩、资产价格停滞、阶层流动困难时，竞争的性质就变了。

原本的叙事是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然后争取更多份额。但是现实是蛋糕不再明显增长，甚至可能缩小，那么别人获得的机会可能意味着我失去机会。这时，既得利益群体对竞争的态度会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变化：他们仍然赞美竞争，因为竞争曾经帮助他们取得位置；但他们开始害怕竞争继续进行，因为真正开放的竞争可能重新分配结果。

它产生了一种前文提到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也就是所谓的：原则上支持竞争，现实中维护既有结果。同时也可以说：他们维护的未必是竞争本身，而是由过去的竞争、制度机会、家庭积累和历史偶然共同形成的既有占有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扩张放缓、社会流动趋于固化的条件下，市场化形成的个人责任伦理与新传统主义形成的道德秩序相互结合，将既有阶层位置解释为能力、努力、德性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结果。由此产生的并非单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一种结果正当化意识形态：它在原则上赞美自由竞争，在实践中维护既有分配；它维护形式上的法权平等，却倾向于拒绝对实质不平等的追问。其真正需要保存的，不是竞争的持续开放，而是过去竞争及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结果。

有点好玩的事，就正好跟近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和蒲鲁东对于所有权形式的分析挂上了钩：他们都宣称了占有和所有的区别，同时表明：所有权形式以法权的形式宣称了占有事实的正当。换句话说，所有权就是「法理正当」 + 「事实占有」。

这其实也构成了蒲鲁东名言的来源：「财产权就是盗窃。」以及共和主义者老生常谈的「财产权侵蚀共和国」。这句话基本就可以等价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财产权不正当，它破坏共同体，制造阶级分裂。只有因为劳动产生的占有才是正当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哺乳动物支持小生产者私有制，哪怕这意味着小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

这都是题外话了……我们回来。

一切又引入了精英社会学的一个古老命题：精英之所以为精英，是因为它具有某些特定的品质，从而不成比例的占有社会资源：这些品质可能是“美德”、“眼力见”、“人情世故”、“能力”——但是也许问题的核心真正在于这些品质是如何被生产和发生的。也许并不是精英拥有这些内在的品质因此精英占有不成比例的资源，而恰恰是精英拥有不成比例的资源因此不断生产并且获得这些品质。

归根到底，我们要反对一种意识形态——正如同意识形态最古典的定义一样：一种虚假错误的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宣称自己找到了普遍的本质，却作为运动的历史的一个环节，从未走出一种傲慢的偏见。

写于2026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