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加尔文派是一个宗教教派，但是它的故事结构完全可以被世俗化。预定论是个好东西，它告诉你结局已经注定，生命的第一天与最后一天没有什么不同。最极端的情况乃是意识到：我已行将入土，今天所幸之事不过是还躺在一张标准的躺椅上看电影。电影的主观时间肯定是八十年、九十年或者更长，但抛开物理时间不谈，此刻乃已经是人生的最后时刻。

人生对于正在经历它的人来说，是一个开放的时间过程；但是对于那个已经确定的生命整体而言，出生、衰老、死亡以及其中的一切，都同样属于“既定的存在”。

世俗化很简单，通常只需要布尔什维克的几条政令，就可以摧毁教会的特权、国教地位和教会的财产权。而消灭作为“人民的鸦片”的宗教结构，则困难得多。即使上帝离开，救赎也不会离去：我们无法用成就证明自己是被爱的、有意义的、被召唤的，只能通过生活去显现。身份不是前提，而是显现；不是先知道自己是谁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成为那个人。

不过，这种放电影一样的寓言，依赖于一种强决定论命题作为前提。自然，最快的反驳方法就是打破宿命论本身。而要打破这种强决定论，需要的是一种物质的力量。原因在于，“‘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由现实的历史关系所决定，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和交往状况所促成。由此可见，真正“解放”的源泉实际上来自真实的物质基础。因此，一个更加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由物质来摧毁。”

弃绝属于上帝的隐秘旨意，而不是给人的启示。人可以焦虑、怀疑、战栗，却不能像读判决书一样读自己的现状。

加尔文派的悖论正在于此：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蒙拣选者，因此你无法用结果证明自己的身份；于是，只能通过自己的生活去显现一种信仰。加尔文派的信徒不会知道自己是否属于选民，这反而成了他们行动的理由：因为真正的选民心怀虔诚而行动。

今天我的失望亦然，这种失望是沉重的。它源自于对现状的笃定，相信自己已经被弃绝。可是，这个断言没有依据——它只是一种信念。

但是这种信念在就已经给自己找好了经验的土壤。